当下，诞生于互联网2.0时代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仍是一项方兴未艾的网络信息技术，如twitter和facebook，以及国内的新浪微博（weibo）等。它们正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社会”产生广泛又深刻的影响，因而又被学术界称为是互联网媒体的一次全新革命。
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作者与受众的传统界限，编辑权（right to edit）的垄断地位被让渡给普通大众，信息传播由单线变革为双线。人们可自由编写、参与（评论、转发）信息文本，言语行动（action of saying）在网络技术上也变得可能。在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社会化媒体的这些传播特征能够调动起参与公共的艺术（participatory public art）[1]，这是因为社会化媒体在政治风格上更为激进，必然地同抗争行动（contentious actions）紧密相关[2]。在英美和中东地区，从“以人为本”（Put People First）、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到伦敦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等运动，社会化媒体一次又一次地被行动者（actors）征用，基于此而开创了抗争行动在社会化媒体之下的政治实践。
鉴于此，本文在结构上首先是回顾“作为动员结构的社会化媒体”，这既是对“抗争政治”这一话语中的社会化媒体的定位，也是对其行动逻辑的分析和认识。接下来，是对研究方法的回顾和评论。如何来收集和分析资料，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有着不同的方法，不仅是多元的，实则也是受技术限制的。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找出现有国外研究在帕森斯意义上的“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ies）[3]，提出超越“单向度文本”、“学科沟壑”、“技术限制论”、“技术决定论”等理论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指出它们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相关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行动的逻辑：作为行动结构的社会化媒体
根据Latour提出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ing）模型，Bennett等人把数字化的网络运行机制视为在连结网络中的潜在“中介”（agent），认为是可以更为清晰地阐释由人与社会化媒体技术构成的组织结构[4]。在他们看来，“这种数字化机制包含了以下一些工具：组织化的连接者（如网址链接），行动协调者（如抗议活动的日程表），信息的共享以及‘内嵌’式的多功能平台（如twitter或facebook中的帖子所包含的链接），等等。这些技术手段不仅提供了线上的会议平台，还协调了线下的活动”[5]。社会化媒体不仅是一种信息流通机制，还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双重作用构成了抗争政治中的行动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有别于传统的抗争手段、资源，且同以往的互联网手法也有较大的差异。作为当下新兴的媒体，社会化媒体既是信息流动的平台，同时也是一种网络组织或者说行动结构。这也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路径的一个学理因素。
笔者梳理如下。
（一）社会化媒体是一种信息流
在较早的研究中，Etzioni 等学者坚持认为，互联网无法提供面对面（face-to-face）的交流，因而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将是暂时的而不是持久的[6]。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他们低估了网络在信息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强大能力。行动者对社会化媒体的征用，首先得益于在信息生产、传播方面的技术优势，这应了McLuhan那一句经典的论断：“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在传播技术上，社会化媒体使那些在传统媒体（包括将退出互联网舞台的BBS等网络平台）不能接受或不能实现有效传播的抗争文本成为了可能。这在于，当下的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潜在的、可能的受众。在具体的研究中，Amin就认为，正是因为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有关伊朗绿色运动（Iran's Green Movement）的消息才能迅速传播开来[7]。事实上，社会化媒体提供的行动信息不仅有文字或图片，还可以有视频。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twitter和youtube的相关视频构成了运动中利益表达的重要交流资源，正是这些视频把信息传播给了更大范围的行动者[8]。
目前的研究还发现，在行动的实践中，行动者建构出了一套信息逻辑结构，包括：（1）符号与文本框架。文字是抗争文本的基本形式，有关行动的基础信息首先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如何建构这些文字，是吸纳更多支持者或行动者的一个条件（也是手段），因而技巧性地利用文字表达便是抗争的一项重要策略。从研究成果来看，这些技巧有：标点符号的使用策略，比如对“!”、“!!”等符合的技巧性使用。此外，行动者还往往偏爱那些“精悍的文本评论”（brief textual comments），态度鲜明、表达简明[9]。（2）多样化的抗争文本。除了文字外，行动者还广泛地使用视频、音乐等作为抗争文本。图文并茂、声像兼有的抗争文本带有更为强烈的感染力[10]。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在twitter、youtub等上面的音乐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动员作用[11]。同时，信息中的情绪也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当这种情绪一旦以文字、图片或视频呈现出来，反过来，它自身便也构成了一种文本[12]。人们被这种情绪所吸引、所感染，以此促成了行动的生成。（4）邀请关键人物。尽管有观点认为，社会化媒体的阅读逻辑是缺乏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s）的[13]。但更多的研究依然发现了这些重要人物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信息流结构中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hip）这一角色。Reicher在对伦敦骚乱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发现，有影响力的人往往更能推动信息的扩散，也更能吸引更多的参与者[14]。有观点甚至认为，是意见领袖，而不是社会化媒体自身在促进和引领公民的政治参与[15]。也正是如此，比如在twitter，行动者总是会以“@”加“关键人物”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行动者或舆论关注。
据此，有研究把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社会化媒体定位为“数字（信息）的传道者”（digital evangelists）、“技术—现实主义者”（techno-realists）[16]。社会化媒体的确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流。这些信息是可编辑的，因而也是动态的，可以不断地推动抗争话语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人们并非是无条件地受到信息流的影响，对信息的接受、认同照样构成了选择的可能条件。人们会跳过那些在他们看来是认无关紧要的、自身无法认同的信息[17]。
（二）社会化媒体是资源动员理论在当下的一次实践
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强调抗争行动或抗争政治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工具性资源，如媒介、资金或时间等[18]。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媒体被认为是资源动员的一项重要资源[19]。
当下，社会化媒体则是资源动员理论的又一次实践，是行动者可被征用的平台资源。Ortiz等人就指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虚拟的动员结构（virtual mobilizing structure），将“个体的公民参与”（individual civic engagement）转化为“公民的集体行动”，在这过程之中，人们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来分享对行动事件的关注[20]。那些走上大街的抗争政治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说，之所以可以更大规模的发生，正是因为社会化媒体在发挥作用。这在于，尽管导致抗争行动发生的或者致使抗争政治可能的因素往往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多样性的，但不论如何，在行动意识出现后将有一个从行动意识向行动实践转变的过程。社会化媒体使行动前的宣传低成本化、便捷化，可以动员潜在的支持者或行动者，同时在线的交流等互动也可为行动提供“商计”的机遇[21][22]。
（三）社会化媒体提供社会资本：“强连结”与“弱连结”之辩
通常而言，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即可提供各类社会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抗争行动来说，它是促成行动者联合起来的一个条件[23]。这在于：一方面，行动者可通过个人社会资本拉拢或团结更多的潜在行动者，另一方面在于，社会资本可在行动中建立起来以保证抗争行动得以维持下去。
但这种社会资本基于什么样的结构逻辑，西方学术界持不同的意见。笔者把他们概括为“强连结”与“弱连结”之辩。
弱连结：在社会化媒体诞生之初，Lim认为这种在线抗争的结构是“弱”的人际联系[24]。Bennett和Segerberg两人的综合性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区分了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与连接行动（connective action），认为发生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中的行动不再具有以往的集体性特征，而不过是一种连接性的。前者高度组织化且每个行动者都有着集体身份，后者则仅是建立在网络共享中，是极弱的一种人与人关系。这种网络模式下，政治上的诉求仍然通过个人化的方式来表达和分享，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化媒体来迅速传播[25][26]，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仅停于网络交流，缺乏组织性，也缺乏延伸到线下的可能。
强连接：但在Ganesh和 Stohl的研究中，组织化在数字化时代仍然是存在的[27]。他们通过分析美国各大城市的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提出了“后西雅图”（post-Seattle）抗议模式，认为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依然是抗议中的动力，这些逻辑包括了集体行动、连接行动、聚集行动（aggregation）等，即行动者是存在组织或制度的，而并非是一种涣散关系。此外，还有的研究把行动者之间的在线关系表述为“蚁群”（ant colony），他们认为，每一个行动者类似于一只蚁，找信息线索时分头行动，但根据这些线索又能很快地聚集在一起，存在明确的组织化分工[28]。这种关系并不弱。
如果仅从行动的表征来看，我们仍然无法在一个确切的意义上认定基于社会化媒体的行动者之间到底是“强连结”还是“弱连结”。社会化媒体在抗争中不断实践，也不断产出新的行动逻辑。笔者认为，如果抛开特定的案例，从整个宏观结构中来把握其中的社会资本，就会看到“强”与“弱”两者之间的共存与张力。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基于抗争目标、对象等类别的不同而存在具体的差异。至于“弱连结”会不会是未来行动的走向，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
（四）社会化媒体构建起政治的公共空间
有学者这样来形容社会化媒体：The network is global while events are local[29]。笔者将之译为“事虽有域，网则无边”。他们认为，社会化媒体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把人们的注意力迅速地聚集在一起，打破地域的限制，建构起有别于传统的且放大了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整合了线上的虚拟空间和线下的地理空间（geographical space）。在分析twitter、facebook在2011年北非抗议中的角色与功能之时，Rennick把行动过程分为了两个阶段：前动员阶段（pre-mobilization phase）和集体行动阶段（collective action phase）。在前动员阶段，人们把这些社会化媒体作为公共空间，并在行动中不断开发空间——通过分享愤怒等情感来建构共鸣框架——以此来吸引那些可能加入的非政治行动者（non-political actor）[30]。
社会化媒体为何能、又是如何建构起公共空间的，同传播的信息性质分不开。相对于传统媒体，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面，社会化媒体更能契合运动的内容和基调。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初期过程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消极态度，社会化媒体更倾向表达和传播积极的、赞扬的以及肯定的态度，认为运动是充满生机的（vibrant）[31]。这种认同让行动者找到了归属感，更容易使他们聚集到twitter、facebook等这样的社会化媒体中来。社会化媒体强化了他们之间的认同。这些有关不公平、或受压迫的认同是抗争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动力源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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